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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緒論

條目
約西元前一萬年∕薩滿教
約西元前6500年∕顱骨環鑽術
約西元前5000年∕手相術
約西元前700年∕占星心理學
西元前528年∕佛陀的四聖諦
約西元前500年∕儒家心理學
約西元前350年∕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
約西元前350年∕阿斯克勒庇俄斯和療癒之術
約西元前200年∕薄伽梵歌
約西元160年∕體液說
約西元900年∕《身體和靈魂的維護》
西元1025年∕《醫典》
西元1357年∕貝特萊姆精神病院
西元1489年∕達文西的神經科學研究
西元1506年∕心理學一詞的創制沿革
西元1517年∕基督新教徒的自我
西元1538年∕《論靈魂與生命》
西元1580年∕蒙田的《隨筆集》
西元1621年∕《憂鬱的解剖》
西元1637年∕心物二元論
西元1651年∕《利維坦》
西元1664年∕《腦的解剖學》
西元1690年∕白板
西元1719年∕熟人書簡和小說
西元1747年∕《人是機器》
西元1759年∕《道德情操論》
西元1762年∕盧梭的自然之子
西元1766年∕麥斯默體系
西元1775年∕人相學
西元1781年∕康德：心理學是一門科學嗎？
西元1788年∕道德治療
西元1801年∕亞維農的野男孩維克多
西元1811年∕貝爾─馬姜第法則
西元1832年∕顱相學傳進美國
西元1834年∕最小可覺差
西元1835年∕道德精神錯亂（心理疾病）
西元1838年∕孟喬森症候群
西元1840年∕幼兒園
西元1843年∕機器能不能思考？
西元1848年∕費尼斯．蓋吉奇案
西元1851年∕更替性精神病
西元1859年∕心靈治療
西元1859年∕《物種起源》
西元1861年∕腦功能的定位
西元1866年∕唐氏症
西元1867年∕臉盲症
西元1867年∕感覺生理學
西元1871年∕聯覺現象
西元1872年∕幻肢痛
西元1874年∕先天本質或後天養成
西元1874年∕實驗心理學
西元1877年∕嬰兒日誌
西元1879年∕心理測時法
西元1880年∕安娜．歐
西元1885年∕妥瑞症
西元1885年∕多重人格疾患
西元1886年∕歇斯底里症
西元1886年∕實驗性催眠
西元1886年∕《性慾精神變態》
西元1890年∕《心理學原理》
西元1890年∕心理測驗
西元1892年∕美國心理學會
西元1896年∕功能心理學
西元1897年∕戀母情結
西元1898年∕托勒斯海峽探勘隊
西元1898年∕迷箱
西元1899年∕佩爾曼訓練體系
西元1899年∕精神分析學
西元1900年∕《夢的解析》
西元1902年∕證詞心理學
西元1903年∕工技心理學
西元1903年∕古典制約
西元1904年∕青少年
西元1904年∕文化依賴症候群
西元1905年∕性心理發展
西元1905年∕《比奈─西蒙智力水平測驗》
西元1906年∕以馬內利運動
西元1907年∕出生序
西元1907年∕自卑情結
西元1907年∕兒童之家
西元1908年∕耶基斯─多德森定律
西元1908年∕思覺失調症
西元1909年∕猿和語言
西元1911年∕音樂心理學
西元1912年∕完形心理學
西元1912年∕實驗性精神官能症
西元1912年∕優生學和智力
西元1913年∕榮格派心理學
西元1913年∕測謊器
西元1913年∕行為主義
西元1914年∕變異性假說
西元1915年∕炮彈休克症
西元1915年∕印度的現代心理學
西元1918年∕《美國心理疾患分類系統》（《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西元1921年∕美國陸軍智力測驗和種族歧視
西元1921年∕投射測驗（《羅夏克墨漬測驗》）
西元1921年∕神經傳導作用
西元1922年∕女性心理學
西元1923年∕卡普格拉症候群
西元1924年∕《兒女一籮筐》
西元1924年∕腦造影
西元1925年∕體型論
西元1926年∕發生知識論
西元1927年∕成長研究
西元1927年∕霍桑效應
西元1927年∕柴加尼克效應
西元1928年∕文化相對論
西元1929年∕白化變種小型褐家鼠（新行為主義）
西元1930年∕操作制約箱（史金納箱）
西元1931年∕超級味覺者
西元1932年∕記憶和遺忘
西元1933年∕馬林塔爾研究
西元1934年∕原型
西元1934年∕近側發展區
西元1935年∕《主題統覺測驗》
西元1935年∕精神外科治療
西元1935年∕心理生活空間
西元1936年∕防衛機制
西元1936年∕ [B = f(P, E)]＝生活空間
西元1937年∕感覺剝奪
西元1937年∕圖靈機
西元1938年∕艾米斯室
西元1938年∕電擊治療
西元1939年∕身心醫學
西元1939年∕《機體論》（心身論）
西元1939年∕《韋克斯勒─貝勒維智力量表》
西元1939年∕《挫折與攻擊》
西元1940年∕《明尼蘇達多相人格量表》
西元1941年∕精神放電（皮質刺激）
西元1942年∕行為遺傳學
西元1943年∕模控學
西元1943年∕洋娃娃研究
西元1943年∕需求層次論
西元1943年∕《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類型指標》
西元1943年∕自閉症
西元1944年∕《人格與行為疾患》
西元1944年∕性別角色
西元1945年∕成長遲緩
西元1946年∕意義治療
西元1947年∕當事人中心治療法
西元1948年∕自我應驗的預言
西元1948年∕神經可塑性
西元1948–1953年∕金賽報告
西元1949年∕五大人格因素
西元1949年∕《千面英雄》
西元1950年∕壓力
西元1950年∕抗焦慮藥物
西元1950年∕認同危機
西元1950年∕《權威性人格》
西元1950年∕家族治療
西元1950年∕洗腦
西元1951年∕完形治療法
西元1951年∕從眾性和獨立性
西元1952年∕《所羅門王的指環》
西元1952年∕抗精神病藥物
西元1952年∕《進展中的生命》
西元1953年∕亨利．莫萊森案例
西元1953年∕雞尾酒會效應
西元1953年∕快速動眼睡眠
西元1954年∕快樂中樞和痛苦中樞
西元1954年∕接觸假說
西元1954年∕強盜洞公園實驗（團體間衝突）
西元1954年∕教學機
西元1955年∕認知療法
西元1955年∕安慰劑效應
西元1956年∕短期記憶
西元1956年∕雙重束縛理論
西元1956年∕邏輯理論家
西元1957年∕抗抑鬱藥物
西元1957年∕認知失調
西元1957年∕《心理學的時代》
西元1957年∕閾下知覺
西元1957年∕同性戀並不是病
西元1958年∕基本歸因謬誤
西元1958年∕（代理）母愛
西元1958年∕道德發展
西元1958年∕遴選航太人員
西元1958年∕系統減敏法
西元1959年∕Ａ型性格
西元1959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西元1960年∕倦怠
西元1960年∕視覺懸崖
西元1960年∕認知研究中心
西元1961年∕豐富的養育環境
西元1961年∕代幣酬賞制
西元1961年∕生理回饋
西元1961年∕波波玩偶實驗（觀察學習）
西元1961年∕人本主義心理學
西元1962年∕裂腦研究
西元1963年∕《女性的奧祕》
西元1963年∕性別認同
西元1963年∕服從
西元1964年∕旁觀者效應
西元1965年∕啟蒙方案
西元1965年∕語言習得裝置
西元1966年∕《人類的性反應》
西元1967年∕心理學和社會正義
西元1968年∕超個人心理學
西元1969年∕依附理論
西元1969年∕陌生情境
西元1969年∕悲傷的五個階段
西元1969年∕害怕成功
西元1970年∕黑人心理學
西元1970年∕文化同質性黑人智力測驗
西元1970年∕《潛意識的發現》
西元1971年∕史丹福監獄實驗
西元1971年∕情緒表現的普世性
西元1971年∕《超越自由與尊嚴》
西元1972年∕記憶處理層次模型
西元1972年∕《女性與瘋狂》
西元1972年∕當正常人來到精神病院
西元1973年∕韌力（復原力）
西元1974年∕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
西元1974年∕剛柔並濟性格測量
西元1975年∕心理神經免疫學
西元1975年∕習得性無助
西元1975年∕菲律賓心理學
西元1977年∕健康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西元1977年∕成人認知階段
西元1978年∕生命的周期季節
西元1978年∕金絲籠
西元1978年∕心智理論
西元1979年∕生態系統論
西元1979年∕社會認同理論
西元1979年∕堅毅性
西元1980年∕關懷─任務型領導模型
西元1980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
西元1980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西元1981年∕《信仰的階段》
西元1982年∕《不同的語音》
西元1983年∕多元智力
西元1984年∕弗林效應
西元1986年∕觸摸治療
西元1986年∕愛情三角理論
西元1989年∕解放心理學
西元1990年∕動物輔助治療
西元1990年∕心流
西元1992年∕鏡像神經元
西元1992年∕社會個體發生學
西元1993年∕心身醫學
西元1994年∕錯誤訊息效應
西元1995年∕人類分類的迴圈效應
西元1995年∕刻板印象威脅
西元1996年∕自主─關係自我
西元1996年∕《情緒大腦》
西元2000年∕照料和親善
西元2000年∕正向心理學
西元2004年∕突然浮現的成年
西元2008年∕《性取向的流動性》
西元2013年∕開發創新神經技術大腦研究方案

前言
   
　　四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項實驗，結果讓我惶恐不安至今。當時我探究的問題是，「在哪些情況下會滋生惡？」我要志願受試的大學生到史丹福大學地下室，參加一處模擬監獄的角色扮演操練，卻眼見他們甘於犯下殘酷惡行。事實上，這項預定執行兩週的實驗，只做了六天，我就看不下去了，不得不喊停。提前終止的原因在於，那群白人中產階級的年輕男子，經隨機指派為「犯人」或「獄卒」之後，在行為和心理都出現急遽轉變。除了我的研究之外，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也曾論證顯示，絕大多數成人很可能受誘盲從不義的權威，我們的研究都以戲劇性方式闡明，情境力量對民眾性格傾向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幾十年過後，美軍犯下（2004年）阿布格萊布監獄戰俘凌虐事件，證明了史丹福監獄經驗的真實性。我在2007年著作《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拿這兩種情境做了比較，清楚闡釋當這種明顯的權力不對等情況被誘發之時的心理動力。這種動力包括去個人化、對權威服從、自我辯證、合理化和去人性化。尤其是後者，更助長讓正常人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恣意妄為，成為心懷偏見、作惡邪徒的核心要素。除了探究滋生惡行的力量之外，我對於人心和情境當中會導致無所作為、大眾冷漠（public apathy）之惡的種種力量，向來都很感興趣。我希望了解令人漠視旁人苦難的作用因素，那個因素就是在緊急狀況或霸凌情境下的旁觀者效應。

　　我的專業生涯，大半都投入研究惡的心理學，促使我這樣做的因素，也同樣驗證一種由滋生罪惡之「系統性力量」，塑造成形的更寬廣情境具有何等威力。大蕭條期間，我在紐約市南布朗克斯的貧民區度過清寒的童年，那段成長歷程塑造了我對生命和事情輕重緩急的看法。在都市貧民區過日子，最重要的是養成有用的「街頭智慧」求生本領。意思就是要搞清楚，誰掌握可以用來對付你或幫你的力量，哪些人你該避開，哪些人你該奉承討好。這就表示你必須解讀微妙的情境線索，來決定何時押注、何時棄牌，目的就是要創造互惠對等義務。對我這個瘦弱多病的小孩來講，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要具備哪種本領，才能從被動的追隨者轉變成活力充沛的領導者。對我來講，這就要在種種不同情境之下觀察的兩種人。一旦得知行為和風格上的關鍵差異，要永遠當個領導者、首腦，或者經遴選、推奉為總裁（甚至當上美國心理學學會的會長），也就不是難事了。

　　在那個時代，貧民區生活就是一無所有的人過的生活。這其中有些孩子成為暴力受害者或加害者；有些我以為良善的孩子，最後卻做出很壞的事情。有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受到較年長混混誘惑所致，因為那些人的行為舉止就是想讓那群孩子做壞事來幫他們賺錢，好比販賣毒、偷東西，甚至出賣身體。在我看來，那群孩子和我另一群沒有逾越善惡邊際的其他朋友，有個明顯的差別：就是能夠保持積極價值觀的那群人，比較可能來自父親大半時間都待在身邊的完整家庭。

　　不過連我們大半保持良善的孩子，都有個東一五一街成年禮儀式。街頭幫派有個入幫步驟，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到雜貨鋪偷東西，和其他更晚近才加入的另一個小孩打架，表現某種大膽舉止，還得脅迫旁人。我們心中，那些舉動完全不是惡行，甚至不是壞事；我們不過是聽從團體領導人，服從幫派的規範而已。從這樣的成長背景就能清楚看出，我是從哪裡養成對腐化權威力量的好奇心，並確立公開反抗貪腐的終生職志──包括批判迫使美國捲入越南和伊拉克兩場邪惡戰爭的政治勢力。

　　我在美國心理學學會時期的前同事，韋德．皮克倫蒐羅心智和行為研究，彙總出一組出色的歷史里程碑，為讀者帶來範圍更廣闊、意義更深遠的內容，來釐清四十多年前在史丹福大學那處地下室開展的事件。當然，這部獨一無二的讀物，作用還不只於此──它為我們鋪陳一幅生動鮮活的歷史脈絡，帶我們深度領會構成「人類條件」（Human Condition）的內情。從史前時代開始，我們人類總是力求更深入認識彼此，了解我們自己。有關一個人的殘暴傾向，各方解釋層出不窮，包括邪靈附身到體液失衡，乃至於反社會人格疾患。二十世紀期間，攻擊性衝動已經追溯自心理性慾情結（psychosexual complexes），或腦部扁桃體的過度神經性活動。當然，暴力是源自生物、心理和環境等因子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然而廣大研究體系卻也證明，即時「情境」作用力在多方背景脈絡塑造我們行為的威力，其實都勝過我們體認的程度。

　　史丹福監獄實驗的最主要結論之一是，眾多情境變項能發揮無遠弗屆卻又相當微妙的力量，來支配一個人的抗拒意願。接著還有個「系統」──創造「情境」的強大作用力複合體。這是先天存在於政治、經濟、宗教、歷史和文化母體當中的固有力量，能界定情境並裁定情境勢力是屬合法或者非法。然而，多數心理學家對於這種系統性力量的更深層源頭的敏銳度，卻向來都很低落。我們不能只專注於「壞蘋果」，我們必須了解，要想通盤認識惡，就得先披露裡面偶然擺了「好蘋果」的「一桶桶壞蘋果」的本質，而且還得判定誰是「製造滿桶壞蘋果的人」。因此我主張，要想通盤體認人類行為的動力原理，我們就得先認清個人力量、情境力量，和系統性力量影響所及與其侷限。

　　心理學領域的相關重要事項之一是，有關人心的所有探索，最後終極目標是從個體和社會的基礎來改善生活品質。毫無疑問，認識各種心理疾患和反常的基礎生物學機制，正是落實這點的關鍵要務。過去百餘年，我們對於腦的認識已經有長足進展，然而，根據新近估計結果，皮質和小腦所含神經元數高達千億，證實腦子比宇宙其他事物都更複雜、更難解。美國歐巴馬總統最近發布「開發創新神經技術大腦研究方案」（BRAIN Initiative），這項措施肯定能清楚闡釋，在各式各樣的腦神經元活動和心理狀態及其所衍生的行為之間，存有哪些至關緊要的連結，不過我們對於這種奇妙器官，恐怕永遠無法完全認識透澈。

　　神經科學確實為我們帶來有關腦子運作的重要細部資訊，然而，就如短視學者有可能見樹不見林，腦科學固然能就人類生命方面，還有就身為人類的經驗方面，為我們帶來一些知識，卻同樣有其侷限。相較而言，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就寬廣多了，這門學問退一步觀察個體在文化框架內的交互作用。要改變、防範個體或團體的不良行為，就得先了解這類舉止為特定情境帶來哪些長處、優點和弱點。接著我們還必須更周密體認，在特定行為背景發揮作用的情境力量的複雜性。這其中有些力量是文化規範要件，外人不見得能夠看出箇中原委。著眼改變這些力量或者學習防範之道，就能產生較大的衝擊，從而減弱個體的不良反應，成效超過只針對該情境中的民眾來促成改變的補救措施。

　　我們用來處理社會問題的補救計畫，多半著眼於藉由教育、宣導、治療、懲罰、凌虐、監禁和流放來改變民眾。然而若是禍首出自情境或系統，或者遇上具有不同反應作風的個體，好比側重現在導向而非未來導向的人，這些做法就很難如願發揮效用。我認為，這表示我們應該放下針對治療現有個體疾病或缺失的正規醫療模型途徑，改採公共衛生途徑，針對一般大眾來推廣預防之道。然而，由於該系統的真正威力總是藏身在一層神祕的面紗背後，除非我們對那種力量養成敏銳的感覺能力，並能完全理解其本身的一套定則和規律，否則行為改變都會是瞬息即逝、虛幻不實的情境式變化。

　　就我來講，當前心理學的美妙之處就在於，新的廣度和更廣袤的深度媒合──這其中有一些同行投入開發新方法和新程序，期能縱跨文化和世代，破解個體、群體，和社會的心、腦和行為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