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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林志龍

前言
　　
　　影片是由監視攝影機拍攝的，所以畫面顆粒很粗，沒有聲音，視角也固定不動。這是很眼熟的景象：日光燈照明的狹小空間裡，設置著密密麻麻的方形小隔間，員工雙眼都盯著電腦。一名穿襯衫打領帶的男人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有個同僚蹲在他桌旁的檔案櫃前拿取文件。這幅景象一開始沒有太多變化，直到蹲著的男人突然抓起文件丟向同僚。同僚往後倒退，男人又舉起沉重的電腦螢幕（古早時代那種巨大的映像管螢幕），摔向旁邊的隔間，撞在桌角摔落到地上冒出黑煙。接著他又以自持冷靜到詭異的態度，再度從地上撿起紙張，擲向遠處嚇呆的同僚。紙張飄散在半空中，宛若特大的慶祝用彩色紙屑。他又跳到桌上，猛踢將辦公室隔成方格狀的薄隔板，直到扭曲變形。兩名同僚躲在角落用手機拍攝。男子在盛怒中以飛快的腳步在室內四處搜尋，從一張辦公桌後面找到一根長棍，立刻拿來攻擊影印機。最後終於有一名員工奮不顧身地從他手中奪走棍子，把他制伏在地上。失去武器的男人被壓在地上，遭電擊槍擊昏。在最後的影像中，他在地上不斷扭動，抓著自己的肚子、領子和領帶。
　　
　　「監視器記錄的辦公室抓狂影片，是所有辦公室居民的幻想。」二○○八年六月Gizmodo網誌上的影片連結如此描述。在原始影片爆紅之後，拿手機拍攝的同僚之一也上傳自己的影片：這次的影片有聲音也有色彩，更鮮明地呈現出牆壁病態的牙膏般綠色、紙張紛飛中旁觀者的尖叫，還有暴動的男子最後幾分鐘的痛苦與興奮，然而仍舊無法勝過監視器拍攝的原始影片呈現的全景：人人熟知的擁擠辦公室，顯然具有讓怒火爆發的條件和可能性。影片第一則留言說：「這傢伙太屌了！他懂得該怎麼生活。其他的牢友應該和他一起反抗才對。」影片觀賞次數超過數百萬次後，當然會有人開始質疑影片造假（這年頭誰沒有平面液晶螢幕？）。可是不論是真是假，這部影片的確觸動觀看者的心弦。不論是正負評論，都懷有共通情感——就如某部落客寫的：「所有員工內心深處都希望這是真的。」　　
　　
　　一九九七年，斯克斯辦公家具公司針對在辦公室方格狀小隔間工作的上班族進行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希望換一個工作場所。二○一三年雪梨大學兩名研究者的研究，顯示情況幾乎沒有改變：小隔間中的工作者（占所有辦公室員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對於工作環境滿意度最差（不意外地，在可關門的辦公間內工作的人，對工作環境最滿意）。對於辦公室空間，或者更普遍地對於辦公室生活的不滿（無數的麻煩、冷嘲熱諷、嚴重的挫敗及微不足道的勝利）已經蔓延到廣泛的文化層面中。在「上班一條蟲」這部電影裡，三名心懷不滿的工程師拿球棒狂敲並狠踹辦公室印表機，發洩被公司裁員的挫折感（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幾十支網民業餘仿效影片）。在帕克的《請假日》和費瑞斯的《然後，我們就Bye了》這兩本小說中，正確的電子郵件禮儀成了近乎學術討論的議題，而平時上班日最值得高興的時刻，就是發現早餐會議留下來的免費貝果。兩本小說的敘述者都是非特定人格的「我們」，更能捕捉白領社會中消極的從眾主義與缺乏特色的匿名性。最早的英國版「辦公室風雲」（現在已經重拍成美國、法國、德國、魁北克、以色列、智利版本，還計畫推出瑞典與中國版）當中，有個角色折磨另一個人的方式，是把他的釘書機放入果凍模型裡。丹麥作家榮格森的全球暢銷書《例外》則把「辦公室政治」的概念發揮到極致，讓辦公室裡的員工彷彿都在計畫暗殺彼此。
　　
　　更有名的作品當然還有《呆伯特》。這部漫畫把平凡乏味的日常，轉變為精簡的辦公室諷刺劇。呆伯特自然而然發展出一小系列的商品，然後很快就變成它所諷刺的辦公室環境中處處可見的配件，包括無所不在的桌上型月曆、馬克杯、滑鼠墊，還有填充玩具（都可在網路商店的「辦公室小物」類別購買）。雖然《呆伯特》有時相當灰暗，但它的基本調性是簡單，甚至人道的情感。這種情感由「上班一條蟲」其中一個角色描述得最簡單扼要：「人類不是用來坐在小小的隔間，成天盯著電腦螢幕。」
　　
　　或者你也可以改寫一下盧梭的句子：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處不在小隔間中。」　　
　　
　　巴爾札克曾說，幸福沒有歷史；辦公室也是如此。社會學家米爾斯曾經寫道：「白領階級悄悄地溜進現代社會」，而容納他們的辦公室也同樣悄悄出現。工廠這類工作場所伴隨著隆隆噪音進入我們的世界，但辦公室卻通常很安靜。當米爾斯在二十世紀中葉寫作《白領階級》（目前唯一全面處理該主題的書籍）的時候，在辦公室工作的男女已經快要占美國人口的多數，不過辦公室的起源仍舊成謎。或許是因為這個議題太無聊，沒有人覺得有必要認真去探討。
　　
　　辦公室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受到矚目。當時的辦公空間稱作「帳房（countinghouse）」，幾乎和幾世紀前義大利商人的工作場所沒什麼差別。這些辦公室空間狹小而舒適，有些或許只有狹小。「史高治（狄更斯小說《聖誕頌歌》主角）帳房的門是打開的，讓他能夠監視員工。他的員工在狹小而陰暗、類似牢房的小房間裡抄寫信件。」員工在正值青春的時期進入這種「牢房」，離開時已經身形佝僂、積勞成疾。在這裡有許多活動進行，但似乎只生產出紙張。打從一開始，辦公室就被認為配不上它從事的工作。商業是高貴的，甚至還很刺激，可以讓人冒險、致富。
　　
　　相對地，辦公室則貧弱、空虛，更重要的是很無聊。在這裡進行的差事感覺枯燥乏味。然而正是這種單調無趣但體面的特質，使辦公室成了二十世紀不可或缺的論述形成之處：中產階級的言論，以及向上流動的保證。窩在陰沉辦公間中的員工有一天可能爬到頂層；在混亂的資料處理部門工作的會計只要辛勤努力，有一天可能會成為公司總經理；在辦公室隔間裡賣肝的工程師，將來也可能用他的程式碼進入董事會。不論辦公室被如何貶低，卻沒有其他工作場所像辦公室一樣，持續提供對未來的展望，並保證穩定而體面的生活。
　　
　　換句話說，辦公室原本不應該是沉悶的象徵。事實上，自從二十世紀初期，辦公室就被賦予美國職場中最烏托邦式的理想與情感。當辦公室在二十世紀初期興起，從原本的行政中心，擴大成為鍍金時代的大企業，它成了逃離另一個單調沉悶象徵（工廠）的避難所。沙利文與萊特等有遠見的建築師，設計出工廠生產線般充滿效率與規律的辦公室，卻沒有工廠環境存在的肉體危險與辛苦勞動，也因此辦公室職員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一九五○年代，初階職員也可能幻想他（或者相較之下極少數的「她」）有一天會爬上高層，承擔更多責任，並掌管更多部屬。
　　
　　在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很少有其他工作可以在地位與象徵性權力上比得上白領員工。他們的工作場所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築，譬如紐約的利華大廈或西格拉姆大廈等。到了一九六○年代，管理經營理論學家開始想像新型態的職員出現，在進步的電腦科技輔助下成為「知識工作者」，亦即受過良好教育、有創造能力的白領專業人士，受雇進行思考工作。辦公室設計理論家試圖為這些新型態職員設計五花八門的辦公室，像是德國的Bürolandschaft（辦公室景觀）試圖讓辦公室的布置緊扣文書工作流程；或是普洛斯特的「可動式辦公室」，替行動派、有思考能力的未來職員設計出活動式模組隔間牆。一九九○年代則出現更多關於辦公室的烏托邦想像，隨著過度炒作的網路泡沫而火上加油：宛若迷你城市的辦公室、有保齡球道的辦公室、像校園般廣闊的辦公室、宛若家中精心布置的車庫或遊戲室般小巧舒適的辦公室等。到了二○○○年代，由於電子通訊發展日新月異，設計師與理論家開始預測實體辦公室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隱形而無所不在的網路使用者：有的在咖啡廳，有的在客廳裡參與名義上位於孟買的某家公司的會議，而他們本人可能穿著睡衣舒舒服服地躺在康乃狄克州的新迦南。
　　
　　然而經過深入探討，就會發現情況並沒有這麼樂觀。把工廠模式移植到辦公室，讓白領工作變成單調而反覆的勞動。二十世紀中期的中階主管開始覺得自己的心靈受到桎梏，成為被馴服的「組織人」，連靈魂都被公司囚禁。女性在進入職場之後，通常被派去做行政或祕書工作，很難得到升遷機會，而且性騷擾又讓她們的從屬身分加倍。辦公室本身也開始無限地被複製。每座如西格拉姆大廈般優雅的建築，都有十座毫無靈魂的模組仿造品，其室內裝潢也缺乏人的溫度。有人試圖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卻引發更多問題：德國的「辦公室景觀」混亂，讓人無法專注工作。普洛斯特的可動式辦公室到後來被扭曲為美國辦公室中最惡名昭彰的象徵：方格狀小隔間。即使是瘋狂的網路公司辦公室，在許多中的記憶中留下的也不是建築烏托邦主義，而是辦公室員工瘋狂的工作時間。許多人開始稱呼他們為「白領血汗工廠」。至於咖啡廳裡優雅的自由工作者，的確是很多人實際的生活型態，但他們隨時都得擔憂經濟上的不穩定、缺乏福利保障，而且工作環境相對比較孤立。簡單地說，白領員工期盼的自由與升遷，到最後往往都無法如願。
　　
　　為什麼規畫師、建築師、設計師和主管的良善意圖無法替美國員工打造出快樂的工作環境？而少數成功的辦公室案例又為什麼能夠成功？為什麼從梅爾維爾的小說《錄事巴托比》到「上班一條蟲」中揮舞球棒的員工，表面上看似高貴的辦公室生活魅力，實際上卻虛幻又令人失望？辦公室內的妥協與變化如何影響外面的世界？
　　
　　本書將透過隱姓埋名的辦公室職員，有時甚至是他們使用的打字機、檔案櫃、座椅，來討論辦公室的設計與歷史。此外，本書也會介紹試圖從物質與社會角度形塑辦公室的人物故事。他們的目的通常是想要改善上班族的生活，但結果卻往往事與願違。本書中的歷史，視角來自那些實際感受到這些改變的上班族。　　
　　
　　這本書受到米爾斯的《白領階級》一書啟發，也是對他的致敬。這部憤怒的經典作品討論的是二十世紀中葉的非勞力工作者。雖然我不會詳加討論該書內容，但本書中處處可見該書的影響與想法。不過兩本書的寫作方法當然不同：米爾斯的書屬於社會學類別，或者至少屬於他獨特而主觀的社會學。我的書則屬於社會史，夾雜著一些新聞學，到最後則嘗試涉獵未來學。此外，米爾斯使用的「白領階級」一詞比「辦公室」更為廣泛和空泛，除了辦事員和速記員之外，也包括教授、推銷員、醫生和將軍等。我把自己的主題局限在辦公室，排除了他所探討的許多專家與政治議題，或者只是以較間接的方式討論這些議題。本書透過辦公室來探討歷史——透過數十年來辦公室員工的情感與態度，以及企圖憑自己想法來規畫辦公室員工能夠做什麼、該做什麼工作的那些人1。
　　
　　《白領階級》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時，白領員工略少於工作人口的半數。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這群新興階級會取代工匠與小商家老闆組成的舊中產階級。當時這批新興階級還沒被塑造出明顯特質，其政治傾向與對生活的展望也還不明確。米爾斯的評論頗為嚴苛。他認為白領員工是「小人物」，是自主的順從者，自認獨立、有企業觀，但其實卻是大公司的奴隸。雖然他們的工作變得和工廠勞工一樣單調乏味，但他們工作中類似名望、地位等非實質層面，使他們不認為自己屬於特定階級，有特定的利害關係。他們的政治傾向曖昧不明。米爾斯寫道：「他們最有可能隸屬於什麼樣的政治集團與運動？答案是：最有可能獲勝的政治集團與運動。」2他正確點出白領員工非常容易屈服於名望、地位等模糊概念，而且他們也自知這一點。他當年描述的職場社會特質到今日仍舊存在。辦公室內存在著過度友善而空洞的人際關係，同時也存在著乏味而令人麻木的工作，以及孤立的個體。
　　
　　米爾斯在討論時把所有白領員工都看成新興中產階級，把他們視為同一族群。但辦公室的歷史卻顯示情況並非這麼固定。辦公室的情況很少是固定不變或無庸質疑的，更別提辦公室員工對自我與人生機運的理解。把米爾斯綜觀式的辦公室描述帶入歷史中檢視，可以看到意識型態與階級形成又消失，而對於該如何工作、為何工作的想法也不斷改變。
　　
　　米爾斯也不可能確切理解，當辦公室不像商店和工廠等其他工作場所，而是進步工業化社會的象徵時，情況又是什麼樣子。當德國記者科拉考爾一九二○年代造訪柏林時，他驚訝於這座城市充斥著「職員文化」，處處都是領薪水的上班族。今天不論在任何一座美國或歐洲城市，都不會有人為這樣的現象感到驚訝。辦公室文化已經成為這個國家主要的職場文化；美國是個職員國家。本書要探討的正是這種局面如何形成的歷史，並分析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意涵。